男人控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是哪一天

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是哪一天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由于南京保卫战失败 ,日军攻占南京,可怕的南京大屠杀开始了。30多万中国军民被日军屠杀。以下是边肖精心组织的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介绍。希望你喜欢。

南京大屠杀纪念日

2014年2月27日,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投票决定将12月13日定为全国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公祭日。中国以立法的形式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设立了国家公休日 ,这表明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又称江东门纪念馆,位于南京市建邺区水西门街。它是中国第一个国家一级博物馆 ,第一个国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一个国家抗日战争纪念设施和遗址名录 ,也是国际公认的二战三大悲剧纪念馆之一。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是为了纪念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后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暴行而建造的。它是一座以实证和遗址为基础的中国人民承担全民族灾难的特殊历史纪念馆,也是中国唯一的特殊历史展览馆和日本侵华日军国家公休日的举办地。

到2015年,纪念馆占地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11.5万平方米 ,展览面积近1.8万平方米,收藏历史文物20多万件。2014年,游客人数达到803.4万。1985年8月15日至2015年8月15日 ,游客总数6072.79万人,美国 、日本、德国、英国等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游客近300万人,仅次于故宫博物院。

2015年12月1日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分馆——南京李记巷慰安所旧址展厅正式向公众开放。这是亚洲最大 、保存最完好的舒适站,也是唯一被生活慰安妇认定的舒适站建筑。

南京大屠杀期间,24名外国人在南京丧生

1937年12月13日 ,日军攻占南京,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大屠杀开始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各国使馆撤离华侨 ,英美记者被迫撤离。南京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地狱。二十二名西方人自愿留在南京,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保护约二十五万中国人 ,千方百计把日本大屠杀真相送出包围圈。结果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日本政府不得不撤换和遣返80多名对大屠杀负有主要责任的人。在南京郊外栖霞山江南水泥厂的难民营里,两名西方人保护了3万多名难民。

成千上万从南京和千千被西方侨民解救出来的难民感激地称赞他们为“活菩萨”和“守护神”。难民们说:“中国人没有被完全消灭的唯一原因是南京的外国人不多。 ”

床位:突破封锁 ,一个人回南京

1937年9月19日,日本驻华第三舰队司令向各国驻上海外交使节发出通知,声称日军空部队将于9月21日中午12时后轰炸南京 ,并要求各国民众迅速撤离南京。1937年8月中旬,大使馆开始疏散华侨,以保护他们的国民。

当时金陵大学历史系的美国教授贝斯正在日本度假。他非但没有庆幸自己逃过劫难 ,反而与家人失散,冲破封锁,只身回到南京。从1936年到1941年 ,他代表基督教会七次访问日本,利用当地的资料研究亚洲的现状、日本的社会状况和政府政策的走向。从巴德最后的手稿可以看出,他在1937年前就警告国际社会 ,日本军国主义必然会推进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这在当时只有少数美国学者认可。

除了比德尔斯,还有美国长老会牧师米尔斯、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斯迈思 、约翰·马吉西门子南京办事处主任农学教授里格斯、美国圣公会南京德胜堂牧师乔治·菲奇(George Fitch),又名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牧师费乌生、金陵大学鼓楼医院代理院长特里默 、威尔逊博士和德国礼乐与外国公司工程师克鲁格。这些西方人在南京生活多年 ,自称“老市民”。其中15人来自美国教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北美留学生海外传教运动兴起,一批青年传教士来华在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这些学者型传教士自称“南京帮” ,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南京高等教育中。

1937年11月,日军攻占上海,西进南京。金陵大学董事局主席杭吴礼邀请残存的外星人 ,决定效仿上海,在南京设立难民“安全区 ”,以避免灾难。东接中山路 ,北接山西路,南接汉中路,西接西康路。这是一个只有4平方公里的狭长区域 ,位于南京的西北角。金陵大学现在是南京大学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现在是南京师范大学,鼓楼医院,美、德、英 、日使馆 ,很多政府机关 、高级公寓、私人洋房都在安全区内。

德国人拉贝当选为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吴礼被提升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和安全区主任。后来,杭奉命护送朝天宫古物西行,离开南京。总干事一职由比德斯接任。经杭·推荐 ,乔治·菲奇被国际委员会聘为副总干事兼安全区副主任,主持安全区的实际工作。总督察是约翰·马吉牧师。为了体现人道中立,去除政权色彩 ,安全区不是布满红天白地,而是民国初年使用的五色旗;徽章上画有一个黑色圆圈的红色十字。大量难民涌入红十字会庇护的地区。到12月16日,难民营的数量已经增加到25个 ,后来居住的难民人数达到25万。为了让安全区崩溃,日军千方百计供应大米和煤炭。为了养活这几十万人,国际委员会成员与日军谈判 ,秘密出去购买。比德斯改变了饮食习惯 ,不再吃面包,像难民一样喝粥来节省食物。

在营救中国难民的过程中,西方侨民也在安全地区的难民营甚至自己家里营救了一些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和军官。根据国际惯例 ,安全区应保持中立,只接纳难民和被解除武装的士兵。掩护抗日军官,如果被日本人发现 ,很有可能给国际委员会和整个安全区带来灾难。但是同情中国的外国人决定冒险。72军军长、88师师长孙,被华特琳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难民里;教工团参谋长邱清泉,藏在金陵大学管理大楼绝密室的病床边;教团二旅参谋长廖耀祥被卡尔·京特和辛德伯格藏在江南水泥厂的难民营里;南京警备司令部卫生金匾先藏在美国大使馆 ,后转移到金陵大学美国教师宿舍楼;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 、周藏在拉贝公馆二楼。西方侨民将他们安全送出南京,挽救了中国抗战的精英力量。

费武生:把膜缝在大衣里子上,拿出南京

12月13日 ,南京沦陷。拉贝和乔治·菲奇立即来到安全区最南端的汉中路,与日军谈判。惠誉用铅笔在地图上做了标记,告诉日本人安全区的位置。日本军官说:“请放心!”Rabe和Fitch相信。没想到 ,在他们离开之前 ,就看到日军杀死了20名仓惶逃离的难民。然后日军闯入安全区,强行扣押了一大批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惠誉伤心地给他的朋友写了一封信:“我们正忙着解除他们的武装,说他们解除武装后就能保住性命。对不起 ,但是我们违背了诺言。没过多久,他们有的被日军射杀,有的被刺死。与其等待 ,他们还不如走到最后!”

在这些外星人中,惠誉与中国的缘分也许是最深的。他还有一个名字叫费武生,因为他出生在苏州。我父母是传教士 ,早年从美国来到中国。在1913年反对袁世凯的第二次革命中,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上海,费武生工作的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立即开始救济工作。在此期间 ,他与孙中山、唐·、吴·等人有着深厚的交往。可以说,费武生不仅是一个中国通,也是中国革命的老手。

1937年12月19日 ,费武生和巴德博士 、史密斯博士一起去金陵中学 ,看到一个女孩被三个日本兵和一个骑马的日本军官追赶。费武生把女孩推进自己的车里,关上门,驶出校门。日本军官站在车前 ,但马怕汽车发动机闪到一边的声音,于是费武生等人开足马力飞驰而去。但很多时候,他们根本无法阻止野蛮的烧杀嫖娼 ,只能悲愤交加地看着它发生,如实记录暴行。费武生1937年12月10日至1938年1月11日的日记,于1938年1月23日被德国Kroeger偷偷带到上海 ,立即广为流传,在中外舆论界引起震动。1938年6月2日,《芝加哥视野》杂志刊登了费武生的日记。这篇文章后来被删节 ,发表在当时在美国广泛发行的《读者文摘》上。从1946年东京审判至今,这些材料一直是指控日本军国主义有罪的铁证。

约翰·马吉:拿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图像来说

约翰·玛吉1884年出生在一个美国律师家庭。从耶鲁大学和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圣公会神学毕业后,他于1912年被圣公会派往中国担任牧师。南京大屠杀期间 ,他担任国际安全区总督察。看到日本人的暴行 ,玛吉感到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痛苦 ”。他拿起用于拍摄福音传播的贝尔牌16毫米家庭摄像机,在鼓楼医院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当时日军严格控制外国人的行动,绝对禁止摄影。玛吉牧师在影片的介绍中写道:“你必须谨慎行事 ,拍照时绝不要让日本人看到你。”。

2007年11月初,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反诉日本右翼作家名誉侵权案,日方败诉。审判中的一个重要证据是玛吉的纪录片 ,它展示了当时只有8岁的夏淑琴。她被日军捅了几刀。当她醒来时,九个家庭中有七个人被杀,只有她和她4岁的妹妹活了下来。那一年 ,夏淑琴和他的妹妹去难民区宣布难民。她的悲惨经历引起了玛吉的注意。玛姬来到中华门新路口5号夏淑琴家人遇害的现场,用相机拍下了照片。70年后,玛姬拍摄证据为夏淑琴讨回公道。

玛吉的纪录片有四份。送往英国的复制品是由传教士穆里尔·莱斯特小姐带到日本的 ,但很快就被禁止了。1938年4月,拉贝回到德国柏林,放映这部由玛吉制作的纪录片。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也看了这部电影。戈培尔对“盟友”日本的残暴行为感到震惊 ,据说他看到可怕的场面时呕吐过几次。

辛德伯格与京特:送抗日名将廖耀祥过河

在玛吉拍摄的视频中 ,有15个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镜头,是丹麦人辛德伯格在玛吉的协助下完成的。1937年11月,新建的江南水泥厂准备开工 ,传来松湖陷落的消息。工厂进行了紧急疏散,但机器设备无法运走。设备来自德国和丹麦。德国是日本的盟友,丹麦是中立国。董事会成员要求这两个国家都派遣员工作为债权人进行清算。所以这两个国家派出了两名雇员 ,卡尔·京特和辛德伯格。

江南水泥厂外面有一道一尺宽的铁丝网。还有一条10米宽的胡昶河。日军入城后,难民涌入,辛德伯格和冈特决定收留他们。他们设立了工厂保护区 ,比南京的国际安全区还要大。1938年3月,丹麦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南京飘扬的最大的丹麦国旗》的文章,文章引用辛德伯格的话说:“我在厂房的屋顶上画了一面大约1350平方米的丹麦国旗 ,从空可以清楚地看到。我想这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丹麦国旗了。 ”

1937年12月20日,辛德伯格试图带几名受伤的难民到南京就医,但被日本士兵拦住。不久 ,难民区一名5、6岁的儿童被手榴弹炸伤。辛德伯格决定出去骑摩托车带孩子进城。他成功突破屏障 ,把孩子送到了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威尔逊那里。威尔逊不仅及时治疗了孩子,还给了辛德伯格药品、绷带和两名护士。井特生在中国,知道中国人信任中医 ,所以他试图请几个中医进厂。就这样,辛德伯格和京特在江南水泥厂的单身宿舍里成立了一个小医院。

江南水泥厂难民营附近有一个栖霞寺难民营,深受日军骚扰和威胁。20多名僧侣代表难民写了五封抗议信 ,要求辛德伯格将其翻译成德语和英语,然后前往城市,分别交给拉贝和德国大使馆。当时栖霞寺难民营里有一个重量级的“难民”——著名抗日军人廖耀祥。南京失陷后 ,他来不及撤退。他乘坐一辆农民的马车逃离日本人的搜查,藏在栖霞寺里。后来栖霞寺的和尚和辛德堡 、景特联系上了,他们偷偷把廖耀祥用船送到了长江北岸。

在东京审判中作证

在救援难民的过程中 ,国际委员会成员遭到日军威胁甚至殴打的情况屡见不鲜。他们的日记里有详细的记载:1937年12月16日晚上,比德斯被喝醉的士兵拖下了床;18日在金陵大学农经系被士兵用手枪威胁。农学教授里格斯12月16日阻止日军带走平民时被日军殴打;1938年1月9日晚,他在住所附近被士兵用刺刀威胁。12月18日威尔逊医生被手枪威胁;12月21日中午 ,“差点被枪杀”??

根据社会学教授斯迈思的记载 ,有一天晚上,传教士们坐在一起吃饭,几个人说:“如果我们中有一个人先被杀了 ,我们就把他的尸体抬到日本大使馆门口。 ”有几个人说:“我愿意做被举起来的那个人,或者去举起别人。 ”

这些国际友人有幸躲过了这场灾难。他们最终等待胜利,在东京审判中作证。

1946年8月15日 ,玛姬牧师在东京作证,向法官讲述了他在南京经历的各种日本暴行。南京军事法庭在审判大屠杀主犯顾守富时,放映了弗兰克·库珀(Frank Cooper)执导的电影《中国的战争》 ,里面有很多马季拍摄的镜头。

美国医生威尔逊,大屠杀期间独自一人在鼓楼医院,手臂累得无法休息。他也坚持几乎每天写日记。他在东京审判的书面证言中写道:“日军入城后不久 ,送往鼓楼医院治疗的平民人数剧增??日军对城市平民的暴行,六个多星期后才开始下降??我保证以上完全属实,1946年6月22日。”

比德斯在法庭上指出 ,国际委员会在大屠杀后六周内向日本大使馆发送了70份报告 ,其中专门记录了数千起暴行案件。在最初的三个星期里,他几乎每天都亲自带一份报告到日本大使馆,这些报告的内容很快就通过大使馆送到了东京。外交部长广田博史、松井石根、参谋长武藤章和其他高级官员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1948年11月4日 ,三名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并受到应有的惩罚。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向这些帮助过中国的外国朋友颁发勋章。对于病床和费武生来说 ,他们在中国度过了青春的最美好的岁月,他们经历了这场与中国人民同生共死的大灾难。他们可能想在中国呆一辈子。但是1949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德斯试图在他的宗教信仰和中国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之间找到共同点。他觉得他可以在新政权下继续从事教育和研究。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一切都化为乌有。作为金陵大学为数不多的没有被开除而是被“送 ”的美国教师 ,他离开了工作了30年的大学。1940年,费武生甚至应邀访问延安。由于信仰和政治观点的不同,费武生对共产党有偏见 ,他在中国的早期事迹也不再提及。1967年,费武生写了回忆录《我在中国的八十年》,在台湾省出版。他1937年至1938年在南京的亲身经历 ,在这本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载 ,至今仍是控诉大屠杀的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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