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中的格兰戈身材高大，为人正直，幽默、好冲动，并很多情。作为演员，他不仅演技高超，还与地下抵抗组织有联系，甚至他将剧院的录音机改装后借给他在地下抵抗组织的同伴，装上炸药去进行刺杀纳粹的行动。透过这个形象表达法国人民的抵抗反战思想，给影片增加正义的力量。
玛丽安的丈夫犹太人卢卡斯•斯坦纳在影片中一直就住在地窖里。每天晚上听着妻子给自己讲诉排练的情况，后来他在舞台的一个角落挖了一个洞，有根管子通进地窖，这样他就可以知道排练的情形。他认真地根据舞台上演员的表演记录详细笔记，然后指导妻子进行修改，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典型艺术家，执着地追求表演艺术，然而却自身难保，东躲西藏，通过对他生活状况的描写，反映对战争的痛恨，影片又一次把矛头指向纳粹，无声地声讨法西斯的罪行。
影片其他人物也都刻画的出神入化，喜欢戏院的管理者雷蒙德和那个可爱的种烟花的小孩。又矮又胖的雷蒙德非常幽默的生活着，在戏院分管剧务，忙前忙后。最后骑着自行车发电，保证戏院的电力供应，使戏院照常营业。
无可避及的新浪潮
发自心底，不愿在新浪潮的问题上有什么言论。作为旗帜或是像徽，一轮潮退，似乎沾染它的气息便是颓丧，先前与友人嬉谈台湾电影，无不惋惜，新浪潮的生搬荼毒了台湾电影，甚至讨论谭家明与王家卫已经没有太多的意义。
在光影间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中游走，感慨一度亢进的创作勇气、澎湃的文化气息，甚至连同停格、跳接、标题之类的特征镜头也成为后人膜拜的形式。
或许我们原本不该在乎许多，仅仅是电影罢了，作为静静的观者，只为声色故事动容，只为颠沛人生感怀，只为……对于手册派旗手弗朗索瓦•特吕福(François Truffaut)的《最后一班地铁》（Dernier métro， Le）再次拾起，固执地写写。
大师晚年的地铁
1968年五月运动之后的决裂，大师之间的指责，对于戈达尔的讥讽和诅咒（曾经激进过，但拍完《四百击》后就江郎才尽，不懂拍电影，只会讲故事），特吕福正是选择了《最后一班地铁》作为回敬。
很多人不齿于这部电影的平庸，诚然，特吕福在原创力方面远不及戈达尔、里维特、侯麦和雷奈
印象里《最后一班地铁》很早就引进到中国公映了的，当时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还小，只记得故事特别好，女主德纳芙特别优雅，法国人好浪漫啊！至于如何好法，其实并没有什么理解。现在重看，居然还一样被吸引。
这种吸引并不是凭空而来的。1980年的特吕弗已经告别了早年法国新浪潮的散文风格，而回到经典的戏剧传统中。《最后一班地铁》的魅力，就在于其精妙的戏剧冲突叠加式设计。
电影故事置于德占时期的法国，原来犹太艺术家执掌的小剧场要在纳粹的眼皮底下演出一部新剧，危险和威胁无处不在
“一个儿童眼中的戏剧和德国占领。”：“如果要我对《最后一班地铁》收到热烈欢迎进行分析的话，我认为是因为给剧本提供了细节，这些细节曾经给童年时代的我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并给影片带来了一种独创性和视觉上的新颖。如果影片是由某个年纪更大的人（他可能在成年时经历了德国占领）或一位更年轻的人（他可能出生在二战期间或战后）来编导的话，那么就不会有这个视觉上的新颖之处了。”
朋友被捕后，贝尔纳打算离开剧院，并告诉玛莉翁他将去参加抵抗军。我本以为他能改变玛莉翁的冷眼，享受点英雄待遇，结果呢？他实实在在地吃了一耳光。
开始我蒙了，后来感觉到玛莉翁的深情，因为她怕他去送死，什么都来不及想，耳光就打出去了。纵有千言万语，难敌扇一耳光。很棒的情节。
所以真爱可以是鲜花拥抱，有时也可以是耳光。挨过耳光朋友体会一下。
《最后一班地铁》通向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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