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叙事紧凑，带有比较强的抒情性，最后也算是个比较圆满的结局。但这个圆满结局的达成，依赖一个过于理想的环境。
虽然电影背景设置在大约74、75年，蒙冤的诗人正遭受无妄之灾，但电影里出现的角色全都是好人，只分为被蒙蔽的好人和清醒的好人两种，而把诗人投入监狱甚至要置之于死地的领导是不在场的。所有的人，哪怕正在助纣为虐的人都本质善良，很容易在真理的感召下弃暗投明；而清醒的人，特别是那个工人（他也经历了从被蒙蔽到清醒的过程），都有正义感，敢于不同程度地与恶势力抗争，而清醒过来的解送人员，竟然一夜之间发生了那么大的转变，甚至要主动承担责任，帮犯人逃跑，真的有那么美好的普遍人性吗？
其次，电影里的男主角，被押解的诗人，正好是那么一个完美的好人，他饱受冤屈，与妻子先是生离，后是死别，连女儿都没见过，但是仍然乐观，对生活充满希望，亲切和蔼，循循善诱，甚至舍生忘死地帮助别人，所以才有了押送人员的被感化。如果他沉默内向、悲观失望，是不是就死路一条？
当然，在那时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人们群众都是好人
意识形态很重，设计得很刻意，其实是在用新的认识和需求套旧的革命文艺的形式，但这种套用反而不如优秀的革命叙事的质量和价值，明显的僵化无法回避。是伤痕反思片，每个人都是受时代伤害的无辜受害者；也可以说像谍战片（联合群众，策反，越狱，宜昌的同志——组织全力营救），一种相当模版化的处理方式。正如刘复生对《伤痕》的分析，这部片子也如此。张瑜、杏花是后辈，诗人是前辈，后辈可以在前辈的开导、事实的见证中“幡然醒悟”。最终指向的还是那个“前辈”（真正的主角）——重回历史舞台的“老右派”
影片在一个很短的限度和很小的范围内，描写十年动乱中人民同“四人帮”进行斗争的一个“点”，它具体、集中、细致、逼真地浓缩了一个巨大社会在那个非常时期中的真实情况，力求广泛和全面联系整个社会的生活面；它清晰地描绘出普通人民之间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质朴和真诚，刻画出他们得以生存和斗争的信念与理想。正是这种蕴藏在人民心底的美德和力量，使该片具有了清新的诗意。
《巴山夜雨》让人欣慰的是最终让被戴上“坏人”帽子的好人彻底地变成了好人，这或许是这部电影在当年最温暖人心的部分，没有把曾经的伤疤再一次揭露给观众，而是抚慰观众的心，这个结局也是《巴山夜雨》与其他典型伤痕电影的不同之处。圆满的结局，理想的环境让这部诗意电影更使人感动。
即使专案人员刘文英在前期比较激进，但影片也给了她时间去改变她的内心思想，以及她愿意和反思自己在某些方面的冒失。大家对杏花的帮助和安抚使她重新振作精神，再次找到生命的希望。与祭奠儿子的老大娘感同身受
巴山夜雨：张瑜领衔，经典伤痕电影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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